“康熙五十一年三月，余在刑部狱，见死而由窦出者，日四三人。”这是清代散文大家方苞所作《狱中杂记》的开篇。他看见犯人死了，由墙洞里拖出去，平均每天总有三四个，不觉心里疑惑。跟他同一牢房、曾经做过洪洞县长的杜君对他说：“这是生瘟疫了。现在天时正常，死的还少；过去有多到一天死十几个的。”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，方苞因《南山集》案牵连入狱。这篇文章是方苞出狱后，追述他在刑部狱中所见所闻的记录。他的记录成为我们一窥那个时代的司法景象。

　　古代司法体系中权利保护、正当程序的缺失，导致坐过监狱的文人不少。唐代骆宾王、沈佺期、李白、王维、储光羲、刘长卿等人都曾经锒铛入狱。李白因为支持永王璘，差点丢掉性命，坐狱、流放都曾经历过。不过，他们在监狱的时间大都不长，相关的作品也不多。宋代对文人士大夫比较优待，但两宋却都有文字狱。大诗人苏东坡因为写诗涉及“讥刺”，被新党控告而下狱，这是文史上着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苏轼《狱中寄子由》云：“柏台霜气夜凄凄，风动琅珰月向低。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。眼中犀角真吾子，身后牛衣愧老妻。百岁神游定何处，桐乡知葬浙江西。”诗人凄惶得“心似鹿”“命如鸡”，把狱中的凄凉无助、忐忑不安写得极为生动，千载以下，犹在目前。

　　南朝范晔是个有才华和学识的史家，卷入了一场宫廷政变，企图搞掉宋文帝刘义隆，扶持义隆的弟弟刘义康上台，不料被人告密，下廷尉狱等死。范晔在狱中赋诗为自己送行：“祸福本无兆，性命归有极。必至定前期，谁能延一息。在生已可知，来缘尽无识。好丑共一丘，何足异枉直。岂论江陵上，宁辨首山侧。虽无嵇生琴，庶同夏侯色。寄言生存子，此路行复即。”他最后想在刑场上表现得洒脱一些，像临刑前还要弹奏《广陵散》的嵇康，或像慷慨赴死的夏侯玄那样。实际上，他只是个平常人，刚到刑场时还能挺住，待“妹及姬妾来别”，则“悲泣流涟”，露出了凡人本色，被与他一起受刑的外甥取笑。

　　宋琬是山东莱阳人，宋家是莱阳着名的乡绅。其父应亨是明代的官吏，死于抗清战争，崇祯皇帝为之“素服”并“深自引咎”。宋琬入清为官，清廷对他很有戒心。顺治间，宋琬两次入狱，起因都是受人诬告。他前后坐牢三年有余，不仅在狱中写了不少纪实诗篇，而且还写了一个杂剧《祭皋陶》。他的作品记录了那个时代诉讼与监狱的黑暗和恐怖，读之不寒而栗。

　　西方作家中，在监狱中写作最为着名的作家首推出身普罗旺斯贵族世家的萨德。萨德1777年因为一系列伤风败俗的行为而被捕，被关进万塞讷的监狱，后被转移到巴士底狱。他的余生大部分在监狱中度过。身为侯爵，萨德在巴士底狱有一个自带家具的套间和一个有600册书的图书馆，图书馆由他的贴身男仆打理。在狱中，萨德用两周时间完成了小说《朱丝蒂娜》的初稿，37天就写完了《索多玛120天》25万字的定稿。1788年，在坐了11年牢之后，萨德共写出8部长篇小说和故事集、16部历史小说、2卷随笔集、1册日记和大约20个剧本。

　　意大利思想家、作家康帕内拉的名着《太阳城》，也是在监狱中写成的。1897年，王尔德在狱中写出了《自深深处》。1942年，因盗窃罪入狱的让热内在狱中写出了处女作《鲜花圣母》。连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之后，还口述了他的多卷本回忆录。欧亨利是在担任监狱医务室的药剂师之后才开始认真写作的。此外，写监狱的作家作品不少，陀斯妥耶夫斯基《死屋日记》、索尔仁尼琴《古拉格群岛》、伏契克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、葛兰西《狱中札记》、柏克曼《狱中记》、薇拉妃格念尔《狱中二十年》……顺便说一下，中国现代作家陈白尘、艾青、邓拓等一大批早期都有过监狱生活经历，不少在国民党监狱待过的人写出了直击人心的作品。中国作家都非常喜欢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及其作品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，那是鼓舞革命斗志的红色经典。

　　1943年5月1日，轮到“放风”时间了，伏契克带队做了一套特别的健身操，第一节：抡大锤；第二节：割麦。这幕哑剧是他们的“五一”宣言：勇往直前，决不叛变。所以，也许一个人的悲剧属于一个时代，但美德和伟大只属于他自己。

　　学者王学泰曾经幽默地说，当今作家要写监狱生活，临时到看守所或劳改场假装“犯人”待个十天二十天，去体验一下“生活”就是很敬业的了，而司马迁在《报任少卿书》中分析曾经的王侯将相，一旦丧失权力，进入牢房“交手足，受木索，暴肌肤，受榜箠，幽于圜墙之中。当此之时，见狱吏则头抢地，视徒隶则心惕息，何者？积威约之势也”。这种身份意识和由此产生的心态，绝不是“体验生活者”所能获取的。

　　如今，监狱文学逐渐式微，这朵奇葩很难得寻，虽原因多种多样，却正说明了紧随法治进步的时代变迁。